王韬

2018-07-19 张绚

清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1828年11月10日),王韬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原名王利宾,字兰卿,后改名为王韬,别号仲弢、天南遁叟等,一生用过多个名、字和别号。他是清末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近代新闻理论奠基者,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开路者。其一生著书立作多部,包括《弢园尺牍》《弢园文录外编》《普法战纪》《漫游随录》等,涉及时论、政评、随笔、小说等多种门类。王韬将学习西方经济制度推到更深层次上,也体现了中国经济思想史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折。他提出重商、兴利等经济观点,宣扬保险、银行、专利事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主张清政府大力兴办。


王韬



从寄望科举到肯定西学

王韬的祖上是明代“官宦之家”,然而家道中落。迫于生计,父亲开设学塾以教授生徒。母亲朱氏读书人家出身,知书达礼,能诗会赋。王韬自小受母亲启蒙教育,“八九岁即通说部”。父亲在科举道路上未有所获,于是尽心培养王韬,并将仕途的希望寄托于他。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林则徐、魏源等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有识之士逐渐觉醒。而此时的王韬还寄希望于科举。1845年,王韬考中秀才,却在之后的举人考试中名落孙山,因此消沉了一段时间。1847年农历正月,王韬与好友杨醒逋之妹杨保艾结婚,婚后回乡间教读,并在此期间博览群书,著书立作,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1848年王韬初次到上海,“气象顿异”的上海打开了他的眼界。1849年王韬父亲去世,家里经济来源断绝,年仅20岁的王韬为养家糊口接受麦都思邀请到上海墨海书馆担任其中文助手。这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在上海墨书馆期间,参与了圣经《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的翻译。在与人合译《格致新学提纲》《光学图说》《重学浅说》《华英通商事略》等著作中,了解了西方包括“算学、化学、地学、矿学、医学、机器”在内等多门科学技术。但此时他依旧是“华尊夷鄙论”的笃信者,并于1858年、1859年又参加两次科举考试,但仍以失败告终。1859年,他在给时任曾国藩幕僚的周弢甫的长信中体现出他的保守落后的思想:“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有目前以为甚便而后蒙其祸者,当时以为无伤而久承其弊者,如今西人之互市于中国是也……”。此时的他还看不清西学东渐、中外通商与西方侵略的区别所在,反对中外相通。他认为学习西学“不蒙其利,反受其害”,反对大规模学习西学。但在翻译西学及与西人接触的潜移默化下,王韬对西学的认识开始逐步发生变化。在上海的后一时期,他意识到西人“颇喜为善”的天性,认为“西人于学,有实证可据”。1860年前后,王韬已开始强调中国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的需要:“予以为国家当于西人通商各口设立译馆数处,凡有士子,愿肄习英文者,听入馆中,以备他日之用。其果精深英文,则令译西国有用之书……”。


因上书太平天国而亡命天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由于鸦片输入造成的财政亏空,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从而引发一连串的武装暴动。1851年1月,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面对内忧外患,王韬责难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担心国家危亡。从1858年至1862年接连上书清朝大吏,提出对时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抨击清政府政策失当,提议“和戎平贼”,为镇压太平天国出谋划策。1860年7月,王韬被苏淞太道吴煦任命为诸翟团练局董事,但之后为躲避太平天国扫荡,以“经费难筹”为由返回家乡。随着天平天国势力复振,上海遭到围攻。王韬在了解了太平天国实情和实力后,审时度势,竟转而投身太平军,以“黄畹”之名向刘肇钧上书《上逢天义刘大人禀》。清军攻占太平军营垒时发现王韬的上书,清廷下谕旨通缉王韬。在英人掩护下,王韬从昆山到墨海书馆后又逃到英国领事馆。在麦华佗的帮助下于1862年逃往香港,在香港和欧洲度过了此后23年的流亡生活。在香港的近一年时间,王韬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完成《尚书》(《中国经典》第三卷)、《诗经》(《中国经典》第四卷)、《春秋》《左传》(《中国经典》第五卷)的翻译。翻译期间,他兢兢业业,“凌晨辨色以兴,入夜尽漏而息”,并做了大量的研究笔记,包括《春秋左氏传集释》60卷等。其翻译的多卷本《中国经典》引起了西方学术思想界的轰动。1867年,王韬受理雅各邀请到欧洲,途径东南亚、红海、埃及、法国、最后到达英国。欧洲国家的建筑、文化、科技、制度让王韬大开眼界。在考察西方社会的同时,他也积极在所经之国传播中国文化,还曾在牛津大学讲坛演讲,成为第一个登上此讲坛的中国人,对世界了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欧洲一行让王韬改变了过去以中国为中心的守旧观念,进一步认识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性。此后,王韬以其对西方的政治、历史、科学技术、风俗的了解及资料的查阅完成《美利坚志》《俄志》《法兰西志》《法国志略》《西古史》《西事凡》《普法战纪》等著作。一是希望让国人更加了解西方,二是希望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普法战纪》一书引起欧洲一流学者加以评述,王韬一时名声鹊起。“其书虽未付于民,而钞本流传南北殆遍…”,也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的关注。



《普法战纪》


离英回港后,1872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并任主笔,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宗旨,以政论为灵魂,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王韬也成为中国近代新闻理论的奠基者。


《循环日报》


1879年春,王韬在众多日本学人的邀请下赴日本访问。在日旅居的128天,全面了解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加深了他对西学的认识,拓展了其改革思路。流亡在外的这几十年,王韬彻底阻断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眷恋,失去对旧社会、旧制度、旧阶级的最后希望。他揭露清朝官场的腐败现象:“邪炽髓竭,变而为尪,及今不治,其证将殆”;抨击官吏的保守僵化:“……其用人也,一循以资格,不问其才否,持身自固,蒙蔽日深”;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王韬主张精简官僚队伍,裁撤“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冗吏;废除“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的科举制度;提倡有用之学,重用“身怀某一技艺无论其有无通过科举考试者”;主张封建君主体察国难民艰,崇尚节约:“从来奢侈起于逸乐,节俭生于忧患。而欲节俭,必自君躬始……”。



“商为国本”,应“全面兴利”

王韬认为在新的国际环境里,应抛弃“重农抑商”的观点,支持工商文明:贸易之道广矣,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便远近,其利至于无穷……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王韬认为重商益处无穷。一是能减少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镇定民志”。二是可以为国家带来财富。三是可强兵,有利于现代化武器的制造和供应。四是可抵制西方的经济掠夺,挽回利权。王韬的重商主张开启了中国资产阶级重商思想的先河。针对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威胁,王韬认为经济上的落后是重要原因。他主张“兴利”,全面发展中国自己的工商业:“利之最先者曰开矿,而其大者有三。一曰掘铁之利……二可铸造枪炮……三可分行各种机器,四可兴筑轮车铁路……”。可仿行西方股份公司:“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他认为“民富”优于“国富”,要求将创办工矿交通企业“大利”都公之于民,由民间自办公司独立经营。这是他经济思想从传统到现代的一个飞跃。他还认为公司形式是开办近代工矿企业的最好形式。王韬的兴利说从思想和实践上也给予了洋务派帮助。唐廷枢在办理开平煤矿的时候就询求过王韬的意见。



主张“设保险以广招徕”

《弢园文录外编》


19世纪70至80年代,中国工商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清朝封建统治者还未意识到保险等服务型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货币持有者要么不敢投身工商业,要么投资外国保险公司或银行。王韬认为国家不应仅是对工商业征税,还应为工商业服务,有责任通过国家机器扶助、保护工商业。例如通过设立银行、专利局、保险公司等机构为工商业发展建立良好的社会服务设施,他竭力主张兴办银行、保险和专利事业。王韬认为中国统治者可以效仿西方贸易,自设保险公司保中国货物,他在《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中提出“设保险以广招徕”的观点。他首先从西方保险说起:“西方贸易之利,首在航海,顾风波之险,有时不可测料,于是特设保险公司以为之调剂,于百中取二三,无事则公司得权微利,有失则商人有所籍手,不至于大损,此其法诚至善也”。西方设立保险公司以保障海上风险,促进贸易发展。进而分析国内情况:中国既设轮船招商局……则招商保险二者要当相辅以并行……不有保险则货客且为中馁,今惟赖西人保险,则徒寄人篱下,权自彼操……今当轴者业经奏准轮船招商遍行各处,保险公司例可二三年间创行,以中国之人保中国之货,不必假手于外洋,而其利乃得尽归于我”。当时国内已建立轮船招商局,可让轮船和保险互助,保险依靠航运业,而又为航运提供保障。主张不应再依赖西方保险,而应由中国人自保货物,利润自赚。最后他认为保险不仅局限于国内业务,可在国外设保险公司:“况夫轮船之所至,想不至徒囿于中国一隅也,将来以中国之货物运行于外洋,以外洋之土产消流于中国,足迹所及,愈推愈广,则保险之设,亦由中国而外洋,随地立局,于轮船公司相为左右”。可由当地有声望的华人来管理:“宜于其地简华人之名望素著,洽于舆评者司理其事,而亦藉为耳目。今华人之流寓于外域者,殊为不少,近者如新嘉坡、槟榔屿、东南洋诸岛,远者如嘉厘符尼亚、厦华那、澳大利,无不身在遐方,心乎本国,所冀天朝威德之届,足以为之庇翼……”。还可借此机会建立各地联络,为华人提供保障:“若能于华人轮舶通商所至,创设保险,以保华人往来之贷,有失立偿,用示之信。凡华人一切所需,固由我中国自为运往,而其地之所有,我亦可以采购”。打通中外联系后,“此即将来设立领事之渐也。盖轮船、保险而公司之立,虽以申贸易之权,而国体之尊,国威之张,未必不由乎是。……”。最后他以英国设立东方贸易公司为例,认为中国“可变通其法而行之”,并总结道:“今中国之为商者,官从而翼护之,其间相去何如哉?故招商局启,轮船可至于远方;保险局开,货物可通于异地” 。可见王韬不仅强调了设立保险公司重要性,还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保险事业的具体措施。



在外交、教育等方面推进中国近代化

外交方面,王韬主张主动对外开放,积极走向世界,鼓励外人来华通商,国人赴西洋贸易。吴煦、徐有壬、丁日昌、何如璋、李鸿章等曾就外交事务征询过王韬的意见。文学方面,王韬写作、整理并刊行《弢园尺牍》《瓮牖余谈》《瀛壖杂志》《遁窟谰言》《蘅华馆诗录》《弢园文录外编》《淞滨琐话》《淞隐漫录》等多部著作,类型涉及笔记、小说类。他将自己在上海,游历欧洲的所闻所见所想记录下来,包括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介绍和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批判等。在教育方面,他认为国家需要多样化、专业化的人才,突破了以中国中心主义的藩篱,认为西学之才也同样重要。就如何培养人才,他主张“教育救国”,抨击封建科举制度,应建立全新教育体系,循序渐进改革旧式教育,建立西方式近代学校,分科教学,并提议设立外语学习、武备院、水师院、舵工馆、艺术院等专科学校。



结束海外流亡生活

上海格致书院

格致书院课艺


王韬从日本归来后,返回香港继续从事《循环日报》编辑和旧著的整理工作。面对清王朝未有变革,王韬深感忧虑,加上“旧疾陡发”,此时的他只一心归乡。1884年,在丁日昌、马建忠、盛宣怀等人斡旋下,经李鸿章默许,他终于结束23年的海外流亡生活,落叶归根。1885年,接受唐廷枢、傅兰雅、丹文的联合邀请,担任上海格致书院山长。在担任山长的12年,王韬把他的教育思想贯彻到管理和教学中:创新教学内容和形式,既授“文”也授“艺”,既授“中”也授“西”,采用分门别类的班级制教学;筹措经费、招募师资;创立考课制度,研究西学、探讨时事。王韬所主持的格致书院极大地影响了以后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俄、法、德伺机而动,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的局面。王韬在《申报》和《万国公报》发表多篇政论文章。同年,他在上海与孙中山见面,对孙中山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大加赞赏,并促成孙中山和李鸿章见面。1895年,王韬又在上海接见康有为,鼓励他把改革主张变为改革的政治运动。然而,他身体日渐衰老,已依靠药罐大半年,再没有精力投入到新一代改革者的政治实践中。1897年,70岁的王韬在上海寓所里溘然逝去。王韬曾言“夫人少为才子,壮为名士,晚年当为魁儒硕彦”,可概括其一生。

参考文献:

[1]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王韬.弢园尺牍[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王韬.漫游随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 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