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震峰：接管上海保险业|话说“70年”

1959年3月，国内保险业务决定停办后，人保总公司迁入财政部办公楼办理结束工作时，全体干部在楼门前合影。

（叶奕德  提供）

林震峰（口述）

1948年上半年，中共上海地下党接到指示：有关各系统派两名党员到解放区，学习接管大城市的政策及具体措施。我是地下党保险业总支部书记，支部派孙文敏和徐天碧去苏北新四军解放区，并带去了一些有关保险界的材料。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副处长谢寿天（原天一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让保险公司的一位同志叫我到他们驻地去，当时他们接收的先遣队暂住在上海金门饭店（现华侨大厦）。第二天，我如约前往，负责接管的同志基本上是当初地下党派到解放区去的人。

谢寿天同志介绍并交待任务：军管会金融处下设保险组，已经领导批准，要我和孙文敏任军代表，我任保险组长，孙任副组长，与从解放区回来的同志汇合，总共约10人左右。

我交待完了原先我在“地下”时的策反工作后，即于翌日报到，换了解放军衣帽，领了解放军胸符，即全力投入保险业接管工作。白天分头活动，晚上汇报交流，安排第二天工作。

接管人员集中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纪律非常严格，出去要请示，干什么去、什么时候回来都要有交代。前后约3个月，不准回家。

第一家接管的是中国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保”），位于汉口路和四川路的角上。

孙文敏带着几个人在中保张贴了军管会主任陈毅签署的布告，宣布从今日开始接管，同时召集中保的经副理等几个负责人，让他们把财务、物资、人员情况作了汇报，接着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政策：职工原职原薪，要求每天报到，配合军代表做好财产、账务、业务等方面的交接工作。军代表宣布接管后，即留下联络员进行具体接收工作。

24家官僚资本保险公司基本上采取这种方式。

解放前上海官僚资本的保险公司主要是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四大家族”所属的保险机构。外贸部军代表接管了其中的中央信托局，然后将其下属的产物保险处和人寿保险处划归我们，我们派了姚洁忱作为军事联络员，负责两处的接管工作。另外两家也分别派了联络员，陶增耀去了中国农民银行所属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交通银行所属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联络员是徐天碧。

还有其他一些官僚资本的保险公司，如：资源委员会保险事务所、中国合作金库的中合保险公司、中纺纱厂保险事务所、招商局的航联保险公司等，都分别派了联络员去，因为没那么多人，有的是一个联络员负责两家公司。

我们在事先了解到，“四大家族”保险公司中，中国保险公司历史比较长，规模比较大，内部体制比较整齐，还有海内外机构，在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国和国内的几个大城市及台湾都有分支机构。同时中国银行还有少量私人股份，中国保险公司还可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在海外活动。

中保的头头是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任中保董事长。当时宋子文和张公权先后进入中行，顶着总经理头衔的宋汉章已成空架子，所以他天天到“中保”来上班，主持日常工作。

比起其他保险公司来，中保的财产也比较殷实，它在纽约的中国银行保管箱里还存有上百万美金的上海外商公司证券。

其余的20多家保险公司规模都较小，或为其他官僚资本企业的附属机构，自身没有多少财产。有一些金条、银圆、美钞、大米、食油，都是给职工发工资用的。解放前夕通货膨胀很厉害，如果工资发金圆券，早上能买1斗米，到下午可能买1升米都不够了，所以保险公司收了保费后，就买一些银元、金条和粮食。

我们接管下来的除了这些东西外，主要是办公用品，办公桌、中英文打字机、手摇的和电动的计算机。

还有汽车，其中有不少是抗战胜利后保险公司恢复后新买的。

多数公司都没有自建的办公大楼，个别公司有一点房地产，如中保有职工宿舍，太平洋和农业保险公司也有些房地产。

接管中还收缴了4支自备手枪，是保险公司经理自卫用的。

接管单位的人员以中保和中央信托局为多，中保100多人，中央信托局两个处也有百把人，加上其他公司，包括工勤人员在内，共800多人。

地下党员和积极群众帮助清点财产，整个接管工作大概用了10天时间，财产及债权债务的清理约半年多时间。

在接管官僚资本的同时，军管会命令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通知各保险公司，据实申报官僚资本的资产和股份，通过申报情况又陆续增加了一些接管对象，其中有的是相当成分的官股，进行了“监管”。

上海解放后，要让经济运转起来，保险是重要的一方面。上海工商业有保险的习惯，工厂要开工，没有保险它不敢开，万一出了事没有保障。所以，5月30日中保接管后，6月20日就恢复营业了。

其他未复业公司的职工则集中起来，工资照发，每天报到、学习，请了一些哲学专家、经济学和保险专家来讲课，学习党的政策、方针，持续约一两个月。

私营保险公司的复业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早在1938年7月，上海地下党组织成立了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以下简称“保联”），几乎所有保险企业的职工，包括外资公司及经纪人等都参加了，保险公司的上层人士，包括经副理也都参与。谢寿天和我都是发起人，成立后均连任常务理事，跟保险界上层也比较熟悉。解放后，他们对公司的前途、自己的出路和职工的出路很关心，我们也趁此机会跟他们座谈，商量如何复业。

1949年6月18日，军管会金融处发布《保字第四号训令》，规定各公司按照经营的业务类别缴存保证金，经营火险和运输险的各交200万元，其他杂险交300万元，办一种交一种，不办的可以不交。缴存保证金后可以恢复营业，不论中外公司，一视同仁。这样，共有华商63家、洋商42家恢复营业，洋商资本较大，有的公司是3种业务同时办。官僚资本的中保也同样交了保证金复业。

旧人民币200万元相当于后来新人民币200元，在当时相当于一两黄金。保证金太少，偿付能力不足，保险公司接受业务后承担不了。华商私营保险公司无法开展业务。

华商公司复业后，曾有部分公司每月自愿组织两次有军管会金融处领导参加的聚餐会，研究一些问题，军管会领导也乘机宣传对私营企业的政策。

就在聚餐会上，一项动议被采纳：联合起来成立民联分保交换处，各公司把承保的业务集中交给民联，然后再分回来，集体承担风险，集中办理自留后的分保。

过了没多久，又感到力量不够，进行改组，改组后每家要交5000万元保证金，民联几十家成员公司，保证金就有十几亿元，承保限额大了。同时有中保支持，民联自己的限额不够时，就分给中保，中保如果接受不下，再由中保统一分给外国公司，主要是分给英国保险市场——中保与英国的分保关系解放后始终没有停过。

但是民联仍然解决不了私营公司的问题。通过聚餐会多次酝酿，大家同意自愿联合起来与国营公司合资经营。发起的有20多家公司，自愿组合。到1951年底、1952年初，25家私营公司组成了太平和新丰两家公司，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投入一半以上的资金。

合并过程挺麻烦，各公司的财产和业务有多有少，而且私营公司规模虽小头头多，每家起码两三个总经理、副总经理，不好安排。

到了1956年，“太平”和“新丰”合并为一家。考虑到“太平”原在私营公司中规模最大，又是由“金城”、“盐业”、“大陆”、“中南”等银行投资的，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新公司定名为公私合营太平保险公司，总部迁到北京。新公司停止办理国内业务，专门负责管理原太平保险公司的海外机构。

至此，对保险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

原来太平保险公司副总经理丁雪农曾经要求海外机构归他管，我们不同意，他就去了台湾。

此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人保”）于1949年10月20日成立后，中保变成一家专营外汇业务的保险公司，1951年迁到北京。国内的外币业务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厦门等几个港口，由中保负责经营。到了1956年，中保不再搞国内的外汇业务，专门领导海外机构。

解放初期，我们并没有对外商保险公司采取任何特殊措施，与国内中资私营公司待遇同等。

1950年时，外国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比华商私营公司还多，因为外商企业仍继续营业，一些规模很大的公用事业，如电车公司、电力公司，以及一些轻重工业，基本上都是外商在经营，外国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也比较大。

以后，由于外籍员工的工资很高、解放后国民经济尚未恢复等原因，没多久，这些企业就亏损了，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来。再以后，这些外商企业自动逐渐转让，以清偿贷款。

到1953年，由于保户日益减少，业务收入大大降低，外商保险公司纷纷自动申请停业，撤出中国市场。

（采访整理  徐晓）

注：本文摘录自《我经历了中国保险50年》现代出版社. 2005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