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险”的故事

1969年12月27日。经财政部、外交部和外贸部报国务院批准，从1970年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世界各国保险业务往来中，停保了“罢工险”。当时的理由是：“罢工险”保的是因罢工、停工、暴动或“民变”使资本家遭受经济损失时，由承保的保险公司给以经济上的赔偿，这对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起着污蔑和抵消的作用，不符合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这一做法对于当时已受冲击的国外业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停保“罢工险”一年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负责再保险业务的周庆瑞在“罢工险”停办执行情况总结中写道——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国家保险局来信说：“总的来说，同意你们不保罢工险，但待我们谨慎研究此事后再告我们的决定，”但以后该局未再提及此事。我保险公司也未坚持要求对方剔除。越南国家保险公司同意在分给我业务中剔除“罢工险”。朝鲜国家保险公司经我进行解释后也同意剔除。亚非国家：表示同意剔除“罢工险”的有柬埔寨（1970年3月18日朗诺——施里玛达反动集团政变以前）、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的部分保险公司。表示有困难的有：伊拉克、锡兰、科威特、坦桑尼亚以及阿联、巴基斯坦的一些保险公司，因此而中断了业务关系或未能达成相互交换分保协议。东欧及古巴：这些国家的保险公司开始都不同意剔除“罢工险”，经我进行解释后表示同意的有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因不同意剔除而中断了业务关系的有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和古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除少数可以剔除“罢工险”以外，主要市场如英、法、瑞士、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以及北欧国家的一些保险公司，多因不能剔除“罢工险”而未能建立业务关系。就我国的立场说，我们决定不保“罢工险”是正确的；在开展国际分保业务活动中，宣传我们支持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在不影响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下，争取外国保险公司在分给我们的业务中剔除“罢工险”的原则也是对的，但不应过于强调。从一年的实践结果看，由于我们接受分保的对象不同，各国保险公司又都有承保“罢工险”的习惯，在我们强调了以剔除“罢工险”作为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影响到亚非拉各国保险公司友好合作关系的顺利开展。其结果不利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保险市场垄断势力，不利于在国际保险工作中开展反美统一战线工作。

面对这一情况，1971年3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认为：“这样不适应我国对外关系日益发展和很多国家的保险公司要求与我建立保险业务关系的新形势。目前世界各国都承保罢工险，如果我们与各国保险业务往来中，再继续强调不保罢工险，可能影响对外关系的开展。”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罢工险”是一个政治问题，稍有不慎，将被认为犯有立场错误。周庆瑞代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谨慎地提出了具体作法：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5.20”庄严声明指示的方向，为适应我国对外关系日益发展的新形势，我保险工作应该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争取和团结更多的外国保险公司，结成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为此我们考虑，今后在发展分保关系中，讲明我原则立场后，同意接受分保“罢工险”。

具体作法如下：一、对新建业务关系（包括临时业务关系和因不能剔除“罢工险”而中断了或未能建立的业务关系），我希望剔除“罢工险”，如对方不同意，我不坚持。但要向对方表示：就我国的立场说，我们不保“罢工险”，现根据你们的要求，考虑到双方业务合作关系，我同意接受分保。二、已同意剔除的，在继续接洽业务时，应根据不同的分保对象，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罗马尼亚，我可主动表示：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保险垄断势力，我们提议恢复分保“罢工险”，请你们考虑；对亚非一些友好国家，如巴基斯坦等，我主动进行了解，如对方有困难，也可以不剔除；对波兰、捷克等修正主义国家，为了避免他们可能借此问题抓我们的辫子，我不主动提出恢复，如对方提出要求，我们可同意接受。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将《关于改变一律不保“罢工险”的请示》呈财政部审定，3月30日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乔培新签批：“请樊九思同志审核签发”。4月15日，分管保险的人民银行军代表、财政部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樊九思划圈同意。在征求外交部和外贸部意见后，1971年5月21日，该报告（财政部（71）财外字第78号）由财政部联名外交部和外贸部上报国务院。该报告建议：为适应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形势，我保险工作也应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争取团结更多的外国保险公司，结成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为此，我们今后仍不主动接受“罢工险”，但对外国保险公司的分保拟改变一律不保的做法，根据不同对象灵活掌握。即在接受分保时，讲明我不做“罢工险”业务，如对方有困难或不同意，也可以接受他们的“罢工险”业务。对已与我们有分保往来的国家，也按上述精神掌握。

6天后，李先念副总理批示：“拟同意，纪登奎同志批。”纪登奎同志划圈。